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是西方学者研究日本的一项重要成果，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西方乃至世界对日本和日本人的看法和观点。本尼迪克特在战争结束前夕受美国政府委托对日本社会和国民性进行分析研究，以供决策者参考。“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作者用“菊”与“刀”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又顽固，服从又不逊等）。在书中本尼迪克特暗示应保留天皇，保存并利用原有行政机构，需将日本与德国区别对待，这些建议与美国决策者的政策如出一辙。因此可以说《菊与刀》不但有学术贡献，还影响了政治决策。尽管本尼迪克特作为一位西方学者不可避免的会在对一个东方民族的研究中出现一些文化上的误读和曲解，尽管她由于在战时进行研究不能亲赴日本而只能靠间接资料进行研究，但她的严谨和经验还是使得她有能力以精辟的分析在读者面前生动地展现出一个西方人眼中的日本民族。

一、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日本人对等级制的信赖建立在对人与其同伙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持的整个观念之上。等级制首先体现在家庭中。“幼儿摇摇晃晃会走时，要学的第一课就是尊敬父兄。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鞠躬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着：鞠躬的人原打算自己处理的事，现在则承认对方有权干预；受礼的一方也承认要承担与其地位相应的某种责任。”

日本人通过家庭生活的经验懂得，作出一种决定，其最有力的支持就是整个家族确信此决定能够维护家族的荣誉。这种决定并不是由处于家长地位的专制者强加的命令。日本人反对在家庭中使用武力威胁，但并不因此而减弱对家族要求的服从，也不会因此而对有特定身份的人降低敬意。即使家族中的年长者极少可能成为强有力的独裁者，家族中的等级制仍能维持。

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等级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在日本，等级制的维持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服从者自觉的服从以及特权者承担相应的义务。与等级制相应的一套行为规范。在日本人的观念中，“一个人的勇气和完美表现在与这些规范保持一致，而不是反抗这些规范……它的规则并不是摩西十诫中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极为详细的规定：这种场合该如何，那种场合又该如何；武士该如何，平民又该如何；兄长该如何，弟弟又该如何；如此等等。”日本人心甘情愿地遵守这一套规范，同时期望他人也遵守，他们相信只要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就能获得秩序和安全。这也是日本人在如此强有力的等级制中没有成为温良恭顺的民族的原因。

二、“耻感文化”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最广为人知的成果在于将日本文化归为“耻感文化”。“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

在信奉罪感文化的民族中，名誉的涵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确实得到解脱。

而日本人则是把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的。不遵守明确规定的各种善行标志，不能平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到偶然性的失误，都是耻辱。他们说，知耻为德行之本。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他只须推测别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日本人害怕由于不能实现别人的期望和社会的标准而被排斥，因此他们对于他人的批评、嘲笑和蔑视十分敏感，并强迫自己按照社会的通行标准行事。

这使得他们的生活处于紧张之中，常常不得不为了满足社会的期望而牺牲个人愿望，巨大的精神压力使日本的自杀行为远较其它国家普遍。自杀同时还是洗刷耻辱并赢得身后好评的方法。西方人认为自杀只不过是屈服于绝望的自我毁灭；日本人则尊重自杀，认为它可以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在一定场合，自杀是最体面的办法。年关还不了债的人，因某种不幸事故而引咎自杀的官员，结合无望而双双情死的恋人，以及考试失败的青少年和避免当俘虏的士兵，都把最后的暴力对准自己。

对“耻”的厌恶维护了日本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但同时也给社会成员施加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无论是福是祸，“耻感文化”已成为受到公认的日本社会的突出特点。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同时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虽同属东方文化，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及价值观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因此对日本加深了解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由于两国的特殊关系和历史恩怨，加强双方的了解和沟通对于两国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在这方面则能给我们不少裨益。